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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律师林小青涉黑案检方撤诉

济南刑事律师网摘】 关键词:撤回起诉,撤诉
  扫黑除恶,不断深入,律师在其间的各种角色也不断“显现”。民事律师已经成了黑恶势力的“军师”,那么刑事律师会成为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吗?
  是公司法律顾问?还是黑恶势力军师?
  近日,《深圳一律师受聘给“套路贷”团伙当“军师”》一文刷爆了律师界的微信朋友圈。
  据网上披露的信息显示:彭某林夫妇与郑某宾形成了的两个犯罪团伙,以民间借贷之名,有组织、有预谋地利用被害人急需资金慌不择路的心理向其放贷,通过“砍头息”“保证金”“介绍费”“手续费”“考察费”“查档费”“违约金”“行业规矩”“过银行流水”等多种名目陷阱形成虚高借款,诱骗或强迫被害人签订空白或虚假的借款、抵押、租赁、授权委托等合同,后以威胁、恐吓、非法拘禁、敲诈勒索、虚假诉讼等暴力、“软暴力”方式逼迫被害人偿还虚假债务。
  李某实律师担任两个犯罪集团的“法律顾问”,负责策划指导其他成员如何规避法律风险、诱骗被害人签订空白合同、过虚假银行流水、以及提起虚假诉讼等等,变相侵吞和占有被害人财产。
  深圳李某实案应该是2018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公开能够看到的首例律师被法院认定成为黑恶势力成员的案例。
  但是,从网上披露有限的信息来看,也很难认定李某实律师是黑恶势力成员。除“以捏造的事实和证据积极参与对被害人的虚假诉讼”可能构成妨害作证罪以外,其他的指控与犯罪构成相距较远。如“指导公司规避法律风险”,这难道不是律师的职责吗?律师怎么可能让当事人去触犯法律呢?再如“诱骗被害人签订空白合同”,需要结合具体案情进行分析,合同尽管内容空白,但主要条款无争议且双方的意思表示弥补空白,也不是犯罪行为;而“提起虚假诉讼”的行为仅在争议债权根本不存在的情形下才可能构成虚假诉讼罪。因为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非常明确,“虚假诉讼犯罪仅限于“无中生有型”行为,即凭空捏造根本不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和因该民事法律关系产生民事纠纷的情形。”
  可是,上述案件并非目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下唯一一起律师涉黑涉恶的案件。
  西宁“套路贷公司”诈骗案中,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西宁)林小青律师被控恶势力集团成员。指控认为:林小青担任“套路贷公司”的常年法律顾问,允许该公司将其铭牌放在接待客户处展示,构成诈骗罪;其代理该公司对未偿还本息的客户罗某的起诉,构成敲诈勒索罪。并把林小青认定为恶势力集团成员。
  安徽吕先三案中,吕先三与某律师事务所(合肥)所G律师共同代理邵柏春,徐维琴等与李光建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后李光建在执行阶段报案称被骗,吕先三被指控为黑社会成员。
  河南南阳李某生等涉黑案中,基层法律工作者李某星因帮助其客户李某生审查了李某生与其他人签订的以房抵债协议,“涉嫌敲诈勒索罪”;其代理李某生父子的几起诉讼,“涉嫌虚假诉讼罪”,以此把李某星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这是笔者听说的中国第一起法律工作者被定为涉黑成员的案例。
  以上案件,被指控成黑恶成员的律师都代理了涉及“黑恶势力成员”的民事案件,而结合案情来看,三位的代理行为并无任何不妥之处。
  西宁“套路贷公司”诈骗案中,客户罗某与该公司签订了借贷合同,并将车辆抵押给该公司。后罗某逾期未还款,公司安排法律顾问林小青起诉罗某。林小青发现合同虽有客户签名按印,但因节省时间,客户的身份证号、车架号等信息未能填写。在公司工作人员将合同补充完整后,林小青代理该公司起诉了罗某。民事诉讼中,罗某当庭对其签订的合同表示认可,但辩称违约金过高,不愿支付。后在法院主持下,罗某和公司达成了调解,罗某支付了本金及部分利息。调解后,罗某还给青海公司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感谢公司免除了其违约责任。后公司被认定为“套路贷公司”,林小青遂被指控成为“套路贷公司”的恶势力成员。
  在吕先三案中,吕先三与另一代理人G律师以借条及银行流水为证据,起诉借款人李光建。李光建到庭并认可的借款一事,未表示受骗,后法院依法作出生效判决。而在该案的执行环节,李光建报案称被骗,吕先三先以诈骗罪被拘,后成为黑社会成员。
  李某生案中,李某星1987年取得法律专业函授证,2000年到方城县法律援助中心工作。因代理五起纠纷被控虚假诉讼罪,而裁判文书网能检索到其代理的多达228起案件的文书。在李某星“涉黑”的五起案件中,被害人对债权予以认可,也承认未能如期偿还。被害人虽承认起诉所依据的借条虽系被害人亲手所写,但称借条实际上多次打条算账形成的,因此其中的部分“本金”可能包含了此前的滚利。而在李某星所代理案件中,二审法院根据证据查清了借款的实际本金,并按照36%的利率支持了李某星方的主张。被害人不服,申请再审被法院驳回,申请检察院抗诉未获支持。李某星依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代理民事案件,而在民事生效判决未被推翻的情况下,其代理的案件就被认定为虚假诉讼,他本人也被认定为黑社会成员。
  即便律师所代理的当事人真的“涉黑涉恶”,但这并不意味着“黑恶势力成员”的合法债权就不受法律保护。律师通过法律手段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债权,借款人(之后所谓“被害人”)均对借款之事实不持异议,仅就利息有异议。在法院的主持下,纠纷最终得到圆满解决。
  可是,一旦认定贷款公司“涉黑涉恶”,原正当的民事诉讼便成为“虚假诉讼”,之前法院作出的调解、裁定、判决也成为一纸空文。这不成了刑事手段干涉经济纠纷?
  事实上,不少债务人充分利用本轮专项斗争,把债权人状告成黑恶势力来“依法”免除自己的债务;把竞争对手、合作伙伴状告成黑恶势力,以此来侵吞财产。而律师,作为“黑恶势力”法律服务的提供者,自然而然就成了黑恶势力的“军师”。
  是辩护人?还是保护伞?
  目前,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进入“打伞”阶段。“保护伞”主要是指国家公职人员利用手中权力,参与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或包庇、纵容黑恶犯罪、有案不立、立案不查、查案不力,为黑恶势力违法犯罪提供便利条件,帮助黑恶势力逃避惩处等行为。“保护伞”贯穿于黑恶势力犯罪的整个过程。
  在前些年重庆“黑打”期间,多名律师被指控为“黑恶势力成员”,而眨眼就让被告人翻供的李庄可谓是当年最有名的“保护伞”了。当时重庆司法的环境,自不必多言。
  时至今日,不少人仍然认为“律师是黑恶势力保护伞”。某起案件中,当辩护律师质疑为什么律师会成为黑恶势力成员时,某法官曾“好心”地透露,“这个案件(黑恶势力集团)必须得有律师”。
  律师为黑恶势力成员提供辩护,不仅仅是在履行辩护职责,而是在履行辩护职责法律的角度依法履行辩护工作,这不仅在维护依法治国的重要成果。2017年,时任司法部长的张军在“部长通道”上表态称,尽管律师在法庭上是提出不同意见者,有时候在法官的判断之外,给案件审理带来一定的压力,“但正是律师的这种作用,促进了司法公正。在这个意义上,我是发自内心地讲,律师是法官的朋友。”
  2019年7月20日,现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张军在检察官研讨会上再次强调,“尊重和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是应有之义,也是秉持客观公正立场的必然要求……办案中要真正把律师当成法律职业共同体,真诚尊重、真心支持。”
  事实上,多数办案机关不这么想,他们把律师视为了敌人,时刻想把律师凑成“黑恶势力”的一份子。如李某生中,侦查单位就违法阻挠律师及时会见,在律师依法给领导写材料反映情况后,侦查单位以律师泄露案情为由投诉到律师所在执业地的司法局;李某生的家属,因变卖了李某生未被查封的房子支付律师费,公安以洗钱为由控制家属,并借机调查律师。
  结   语
  自2018年中央决定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很快便营造起了“黑恶势力,人人喊打”的舆论氛围。随着斗争的深入开展,打击保护伞颇见成效。云南孙小果案、湖南杜少平案、哈尔滨九官员案等等,都有效惩治了犯罪、伸张了正义、维护了法治,功绩斐然、深得人心。
  但是,从近期最高检多次强调涉黑恶案件不能人为拔高来看,有些地方的扫黑除恶工作可能确实有走偏的趋势。对于个别案件中办案人员硬扣“黑帽子”,并借机对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的律师开展调查,企图把律师定为黑恶势力“军师”、“保护伞”的案子需要格外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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