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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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骗犯罪活动中帮助取款行为如何定性

济南刑事律师网摘】 关键词:诈骗罪,明知,故意,预谋,分赃牟利
  这些年来,网络电信诈骗花样繁多,愈发猖獗,假借炒虚拟币、理财APP、信用卡提现、小额贷款等名目进行诈骗的案件更是层出不穷。网络电信诈骗中往往是团伙作案,内部具有鲜明的层级结构组织和明确的负责分工,甚至催生了专职的“取款人”,负责为诈骗团伙提供转账、套现、取现服务,有的犯罪团伙则用高额报酬雇佣他人实施取款和转账。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取款人”的行为性质认定存在一定的分歧,分歧点主要是将该行为认定为诈骗罪的共犯还是赃物犯罪。本文将对诈骗犯罪中帮助取款的行为性质作出简要评析,旨在强调不能将所有电信诈骗帮助取款的行为认定为诈骗罪的共犯。
  案例一(2015)二中刑终字第1106号 黄星辉、邵宜才等诈骗案
  1、基本案情
  被告人黄星辉伙同钟旭恒,于2013年5月至6月间,在广东省中山市坦洲镇的租住房内,使用冒充熟人拨打电话的方式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诈骗。其中,二人于2013年5月29日骗取北京市的被害人揭某(75岁)人民币1万元,于2013年6月13日、6月14日骗取北京市的被害人盛某(76岁)人民币18万元。
  2、裁判观点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钟旭恒、杨金雄、邵宜才明知被告人黄星辉等人实施诈骗犯罪,而为其提供帮助。被告人钟旭恒向黄星辉介绍杨金雄,并在黄星辉等人实施诈骗行为时,帮助被告人黄星辉等人联系杨金雄。被告人杨金雄负责为黄星辉等人提供诈骗犯罪所需的银行账户等作案工具,并向邵宜才提供银行卡、身份证等作案工具,安排邵宜才赴外地通过银行转移诈骗犯罪之非法所得。民警于2013年9月24日将被告人黄星辉、钟旭恒、杨金雄、邵宜才抓获。民警抓获被告人邵宜才时,自邵宜才处起获由被告人杨金雄提供的他人信用卡共计八十四张。
  一审法院认定告人黄星辉、钟旭恒、杨金雄、邵宜才等人犯诈骗罪,二审维持原判。
  3、律师点评
  本案中,邵宜才在实施帮助取款的行为之前,已经知悉了黄星辉等人实施诈骗犯罪的事实,其参与整个诈骗活动的时间较早,能够认定其主观上具有与黄星辉等人共同实施诈骗行为的通谋。邵宜才明知黄星辉等人实施诈骗犯罪,仍然持有犯罪团伙向其提供的银行卡、身份证等作案工具,并接受杨金雄的安排远赴外地,通过银行转移诈骗犯罪所得的非法财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事前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等犯罪分子通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以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等犯罪的共同论处”之规定,不能将邵宜才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而应当认定为诈骗罪的共犯。
  案例二 (2019)鄂03刑终11号 张新宁、宋日帅等诈骗案
  1、基本案情
  原公诉机关指控:2016年至2017年1月,被告人张新宁纠集被告人胡剑、宋日帅等人多次利用笔记本电脑、无线网卡、手机等作案工具发送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物。期间,被告人张新宁负责从蒙某处购买作案工具、联系作案场地、联系洗钱、赃款分配等,被告人刘华军负责联系作案场地、准备生活用品,被告人陆志军等人作为“工仔”利用无线网络发送虚假信息并联系被害人获取其信任后向其指定账户的转款,收到被害人转款后由被告人宋日帅等人负责洗钱、取现操作。直至案发共骗取他人财物价值人民币76万元。
  2、裁判观点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新宁、胡剑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财物76万元,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被告人宋日帅等人均未预谋共同诈骗及分工,亦未实施诈骗行为,只是在被告人张新宁等人诈骗76万元得手将款转入提前已准备好的账户之后,寻找帮忙洗钱人时临时联系上被告人宋日帅,被告人宋日帅又联系被告人陆毓惠,后由被告人陆毓惠联系被告人等人取款,将他人诈骗的76万元取款后由被告人宋日帅交给被告人张新宁的过程,均不构成诈骗罪,其行为均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情节严重。认定张新宁、胡剑、刘华军、陆志军等人犯诈骗罪,宋日帅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宣判后,原公诉机关不服,提出抗诉。十堰市人民检察院出庭认为抗诉正确,应予支持,理由与抗诉意见一致。二审法院审查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诉讼程序合法,在纠正部分问题的表述后依法驳回抗诉、上诉,维持原判。
  3、律师点评
  宋日帅并未参与张新宁等人对诈骗的预谋,未参与诈骗行为的具体分工,也未实施诈骗行为,只是在张新宁等人实施诈骗行为得手之后,负责将赃款取现的以及洗钱。虽然宋日帅就取现与酬劳等问题与张新宁进行了事先的商议,但不能据此认为其在主观上具有诈骗的共谋,不能将宋日帅认定为诈骗罪的共犯。据此,宋日帅将涉案赃款进行取现及洗钱的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对帮助取款行为的认定
  1、客观方面的认定
  《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对于共同犯罪,主流观点采部分共同说。根据部分共同说,只要二人以上就部分犯罪有共同的行为与共同的故意,在重合范围内就可以成立共同犯罪。但是电信诈骗中,取款人与诈骗行为的实施者在事前往往不具有诈骗的共同故意,取款人仅仅负责在诈骗行为完成之后进行取现。根据刑法原理,如果一个实行行为已经完成并既遂,便不存在帮助犯的问题,此时,即使取款人对于事前的诈骗行为明知,事后帮助取款的行为也绝不可能构成诈骗罪的共犯。反之,如果取款人对诈骗行为明知,其实施的帮助取款的行为发生在诈骗行为既遂之前,该行为便可能构成诈骗罪承继的共犯。
  在诈骗犯罪中,帮助取款的行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取款人用自己的银行卡取款,即帮助取款人提供自己的银行卡、身份证等有效证件,让诈骗者将犯罪所得款项直接打入自己提供的银行卡账户中,再持该卡取款并交由诈骗者;二是取款人用诈骗人的银行卡取款,即帮助取款人持有诈骗团伙所提供的银行卡、身份证等有效证件,到银行进行取款后交由诈骗者。
  在第一类情形中,应当认定帮助取款人成立诈骗罪的共犯。这是因为在电信诈骗的过程中,往往需要被害人将钱款转账至诈骗者提供的银行账户,在转账完成时,被害人才失去对财产的控制,诈骗者才取得了对财物的占有和控制,诈骗的损害结果才实际发生,诈骗才达到既遂。在转账之前,诈骗者必然需要将银行卡号告知被害人,此时诈骗罪尚未达到既遂的程度,此时帮助取款人将自己的银行卡号提供给诈骗者,其行为对诈骗活动起到了帮助作用,故其提供银行卡号并帮助取款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整个诈骗活动中的独立环节,取款人成立诈骗罪的共犯。
  在第二类情形中,也存在两种不同的情形,如果帮助取款人仅仅帮助诈骗者取款一次,二者间并未形成稳定的合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取款行为发生在诈骗行为完成之后,诈骗行为已经既遂,便不能将取款行为认定为诈骗罪的共犯。该行为在本质上是对诈骗犯罪既遂后的赃物处理行为,应当认定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如果取款人与诈骗者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长期合作关系,可以认定取款人对诈骗者的犯罪行为已经知晓,实质上形成了一种事前同谋。在明知且同谋的情况下帮助取款,该行为就会在本质上发生变化,应当认定为诈骗罪的共犯。但是对于其第一次帮助取款的行为,仍然可以认定成立独立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与诈骗罪进行数罪并罚。
  2、主观方面的认定
  帮助取款者对诈骗者实施的诈骗活动所了解的情况往往不同,大致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帮助取款人知道其帮助取的钱款来源于诈骗者的诈骗活动,且知晓其诈骗活动的具体细节;
  二是帮助取款人知道其帮助取的钱款来源于诈骗者的诈骗活动,但是不知道诈骗活动的具体细节。
  三是帮助取款人知道其帮助取的钱款来源于指派者从事的违法犯罪活动,但是对于其具体来源于何种犯罪活动并不知情。
  对于第一种情形,帮助取款者的行为母庸质疑地构成诈骗罪的共犯。
  第二种情形,笔者认为,帮助取款人在明知所取钱款系诈骗犯罪的违法所得后,仍然为其提供取钱服务,该行为至少在主观上对损害结果持是“明知+放任”的间接故意,甚至可能是“明知+希望”的直接故意,可以认定存在通谋,该行为应当认定为诈骗罪的共犯,不要求帮助取款人了解诈骗人进行诈骗活动的具体细节。
  第三种情形,笔者认为,既然帮助取款人预见到指派者从事财产犯罪活动,仍然为其提供帮助取款的服务,双方在主观上是存在一定的意思联络的,至于指派者具体从事何种犯罪活动,持有一种放任的心态,这是一种概括的故意,不能因为取款人不知道指派者从事的具体是何种犯罪活动,就否认其成为指派者从事的犯罪活动的帮助犯。
  综上,帮助取款者成立诈骗罪的共犯,只需要知道他人准备实施犯罪活动即可,并不需要知道具体实施何种犯罪以及犯罪的具体细节。另外,由于行为人的主观认识不会直接以外部表现的形式体现,因此在认定取款人是否明知被帮助者从事诈骗活动时,除了依靠行为人的供述和其他证据以外,可以从取款行为的具体操作中是否存在反常情况进行判定,如是否因为帮助取款而获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报酬或者提成?是否帮助他人将钱款取出并转移之多个银行账户中?帮助取款的行为是否可以规避侦查?如果存在这些情况且不存在合理的解释,可以侧面反映出取款人主观上“明知”。
  4、小结
  综合全文,帮助取款人的取款行为究竟是构成诈骗罪的共犯还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可以遵循如下思路进行判断:
  1.判断帮助取款行为有无事前同谋,若有则成立诈骗罪的共犯;若无事前同谋,则需要判断取款行为的时间节点是在诈骗罪既遂前还是既遂后。
  2.若取款行为发生在既遂之前,且帮助取款人明知所取钱款来源于诈骗所得,则构成诈骗罪承继的共犯;若帮助行为发生在诈骗罪既遂之后,则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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