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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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头合同”能成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吗

济南刑事律师网摘】 关键词:合同诈骗罪,合同,诈骗
  一、问题的提出
  合同诈骗罪和诈骗罪的量刑差异很大。就广东而言,合同诈骗罪数额较大为2万,数额巨大为30万(二类地区为20万),数额特别巨大为150万(二类地区为120万);相比之下,诈骗罪的数额标准相对较低,数额较大为6000(二类地区为4000),数额巨大为10万(二类地区为6万),数额特别巨大为50万。电信诈骗数额会更少。因此,如何准确认定一般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成为量刑辩护的重要前置条件。
  识字的人都能看出二者区别在于“合同”。合同诈骗罪有“合同”,一般诈骗罪没有“合同”。因此,理解和认定“合同”,成为是否认定合同诈骗罪的关键。
  二、合同是否包括“口头合同”?
  实践中经常出现口头合同的情况。主要用于两种语境:第一种是,检察院指控诈骗罪,辩护人认为本案存在口头合同,应当认定为“合同诈骗罪”;第二种是,检察院指控合同诈骗罪,辩护人认为不存在合同,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从检索的裁判文书来看,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地认可“口头合同”属于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形式。具体理由如下:
  1.刑法并未将合同限制为“书面合同”。刑法第第224条仅表述为“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并未将“口头合同”排除在“合同”之外。
  2.合同法的规定。合同法第10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明确认可口头合同是合同的一种表现形式,书面合同和口头合同都是法定的合同形式。刑法作为保障法、二次法,没有足够的理由突破这一规定。
  3.合同本质是双方意思表示一致,口头合同具备这一本质。口头合同也必须经过“要约-承诺”达成,其内容也包含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等基本内容。
  三、所有的合同都属于合同诈骗罪的合同吗?
  不一定。
  从法条关系来看,合同诈骗罪是特别法条,一般诈骗罪是普通法条。刑法第266条后一段明确规定“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因此,只要能够适用合同诈骗罪的,一般适用合同诈骗罪,不适用一般诈骗罪。
  但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的活动基本均通过合同予以实现。如果毫无限制地适用合同诈骗罪,必将使得诈骗罪被架空。司法实践中,为了限缩合同诈骗罪的适用范围,对合同做了以下几层调整:
  第一,对合同进行法益上的限缩。
  识别法益的最便捷方法是法条的章、节位置。合同诈骗罪被安置在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的第八节“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罪”之中,可见,合同诈骗罪侵犯的法益不仅是财产法益,还包括市场秩序,是复合法益。诈骗罪被安置在刑法第五章“侵犯财产罪”,保护的法益是单纯的财产法益。
  因此,司法实践中,对于存在合同的诈骗犯罪,如果不发生在市场经济领域,只侵犯了财产法益而未扰乱市场经济秩序,一般不认定为合同诈骗罪的合同。
  广东省四会市人民法院(2016)粤1284刑初249号刑事判决书认为:
  就合同的内容而言,应限于体现市场秩序的合同,即具有三方面特征:具有财产内容、存在于市场经济活动中、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易关系。不体现市场秩序的有关身份关系的合同(协议)以及不反映交易关系典型形式的不符条件的合同,比如民事法律有关“婚姻、收养、 监护等协议”、民间借款合同、无偿保管合同等,就不是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本案中苏某华利用实施的骗取他人财物的借款合同就属于上述不附条件的合同,虽然合同本身具有财产内容,但是该合同并未存在于市场经济活动中,且双方当事人间并未形成对价交换关系,不反映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交易关系,故不属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本案中的“借款合同”,只是苏某华用于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手段和形式而已,该行为并未侵犯合同诈骗罪所保护的市场秩序,被告人苏某华的行为不应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6)粤0304刑初1906号刑事判决书认为:
  合同诈骗中的“合同”,必须存在于合同诈骗罪所保护的客体范围内,能够体现一定的市场秩序。因此,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主要是指经济合同,即法人或自然人之间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的依法达成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当然不仅限于直接的购销合同,其形式包括口头合同与书面合同,区别于有关身份关系(例如监护、收养、抚养等)的合同或协议,以及赠与合同、劳动合同等。对于本案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即被告人李某与被害人黄某口头达成的合作协议是否属于经济合同的范畴,本院认为,该合作协议虽然不是被告人李某与被告人黄某之间直接的商品购销合同,但是系二人为实现一定的经济目的依法达成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具有关联性,属于经济合同,故被告人李某利用该经济合同诈骗被害人黄某 钱财的行为,应当定性为合同诈骗更为准确。被告人李某及辩护人的相关辩护意见,本院予以采纳。
  第二,对合同进行刑事政策上的限缩。
  对于合同的认定受到办案习惯和刑事政策的影响较为严重。两高以发布司法解释的名义,一刀切地将一些情形定性为诈骗罪,从而排除合同诈骗罪的适用。典型的包括:
  (1)《关于办理“套路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条,实施“套路贷”过程中,未采用明显的暴力或者威胁手段,其行为特征从整体上表现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被害人财物的,一般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因此,套路贷的合同不是合同诈骗罪的合同。
  (2)《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第二条第(五)款规定,在疫情防控期间,假借研制、生产或者销售用于疫情防控的物品的名义骗取公私财物,或者捏造事实骗取公众捐赠款物,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以诈骗罪定罪处罚。因此,疫情期间有关疫情防控物资的合同不属于合同诈骗罪的合同。
  四、简评
  口头合同无疑是合同的形式之一,区别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的关键不在于口头合同还是书面合同。
  司法实践中,对合同诈骗罪进行了限缩,此种限缩整体理由上是合理的。但是,在具体个案中,何种合同系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经济合同”,何种合同又属于不侵犯经济秩序的合同,适用上依然较为混乱。上文举例的四会市的判例,笔者认为,借款活动属于个人、企业重要的融资活动,当然属于市场经济活动,借款秩序也属于市场经济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借款合同是否属于合同诈骗罪的合同依然有待讨论。
  两高以司法解释的方式限制合同诈骗罪的适用范围,值得商榷。对于某种特定情形下,一刀切地限制合同诈骗罪的适用,不能应对纷繁复杂的司法实践,且明显违法罪刑法定原则。笔者认为,对于疫情期间,虚构持有待售口罩、额温枪等事实,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进行诈骗,此类合同是买卖合同,系典型的经济合同,应当留有合同诈骗罪的适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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