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衅滋事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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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寻衅滋事沦为打击报复的工具(口袋)

济南刑事律师网摘】 关键词:寻衅滋事,滥用法律
  疫情宅家期间,接到一份来自广东佛山的求助信息。信息的内容让我觉得匪夷所思:一位民营企业家在自家厂门口遭一伙地痞敲诈勒索,投诉无门反而被行政拘留。后来他状告当地公安局,历经一审二审,终于获得胜诉,佛山中院确认当地公安机关对他作出的行政处罚违法。但当地公安机关不但没有纠正错误,反而以寻衅滋事罪刑拘了他。按理说,东南沿海地带的法治状况,不至于如此不堪。本着实事求是、用证据说话的精神,我进行了一番调查,结果发现,真正的问题令人瞠目结舌。
  一、结伙打人还是遭“碰瓷敲诈”?
  佛山某区人民检察院2019年9月19日的起诉书显示,本案源于2016年12月3日发生的一起纠纷。村民梁某昌驾驶小面包车途经杨某公司门口的公共道路时,与该公司正在作业的一辆叉车发生碰撞,发生争执。然后,该叉车又碰到骑自行车经过该处的村民梁某康,继而发生争执。过路群众蒋某兵、王某海也卷入纠纷。该公司厂长叫来老板杨某,说有一伙人在故意闹事。起诉书指控,杨某到达现场后,没有协商赔偿问题,反而指使员工周某某、乐某某、陈某某追打梁某康、蒋某兵和王某海,造成三人轻微伤。检察院认为,被告人杨某随意追逐、殴打他人,致三人轻微伤,情节恶劣,应追究寻衅滋事罪的刑事责任。
  但是,上述指控,在2019年11月29日佛山某区法院开庭时,被杨某全部否认。他说,上述指控完全不属实。首先,该路不是公共道路,而是一条断头路,自己的厂就在路尽头,所以不存在有面包车路过或者骑自行车经过的问题。自己接到厂长的电话时,厂长明确说对方用面包车碰瓷,殴打叉车司机并索要五万元赔偿,涉嫌敲诈勒索。其次,自己当时拿了五万元现金去谈赔偿,结果对方先动手,并殴打身患重病的厂长,说如果不给五万元,就打死他。在这种情况下,员工自发保护厂长,与对方发生推搡,互有轻微伤。其中蒋某兵是自己跑到鱼塘那边翻越围栏时自己跌伤的。但自己自始至终没有动手,并且还劝阻了。再次,杨某认为刑事指控是因为自己被治安处罚后告公安局,二审时派出所让人传话给他,如果不撤诉就以寻衅滋事罪抓他。后来,佛山中院确认当地公安机关作出的行政处罚违法,导致警方绩效考核扣分,公安机关果然对两年多前的治安案件重新立刑事案件。因此,他认为这是同一个公安机关对他进行的打击报复。
  这两种说法,出入很大。到底哪种版本可信?在支持事实的各种证据中,不管是被告人的供述、被害人的陈述还是证人证言,都属于主观性证据,而物证、书证、视频等属于客观性证据。我想,如果要客观地看待事实,暂时需要抛开各说各话的主观性证据,审视一下本案中的客观性证据。
  起诉书中所述的案发地点,到底是“公共道路”还是断头路,谁说都没有用,得看地图和实地勘查的视频。从百度地图上显示,该地左右两侧都是杨某的工厂,道路从南向北,北侧是一个鱼塘,确实没有路可通,案发地是一条长长的甬道的尽头,现场勘查的视频也显示了这个事实。杨某说,该地的硬化路面都是自己花钱做的。鱼塘主说,他认识梁某昌,那天可能是过去给他送东西。但如果梁某昌是开车去鱼塘,那为什么其他几名“受害人”都不约而同地路过此地呢?而且还有说是买菜经过?他们有的说不认识对方,有的说是朋友,但怎么到的那里,有的说是打电话叫他过去的,有的说恰好经过,说法不一,这个矛盾无法解释。
  关于赔偿的问题,杨某是在电话里听厂长说对方索要五万元,后来他赶到现场也是听后来跌入鱼塘的那个蒋某兵明确说要五万,甚至在2017年1月21日,也就是案发一个多月后,因为双方谈不拢赔偿,厂里还收到一张“警告:赔付五万,不然烧你厂房”的恐吓纸条,当时也报了警。这张纸条原件现在在派出所,派出所也出具了证明。可是,即使有剐蹭或受伤,有这么大的损失吗?交警出具的维修厂定损记录表明,修车费用700元,三人轻微伤医药费一共是三千多。这中间的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啊。此后,在中间人的见证下,纠纷双方曾协商调解,但对方把赔偿金额又从五万抬高到八万,后来又抬到十二万,而且仅仅是轻微伤的赔偿,不包括车损的五万,导致无法和解。这不是敲诈勒索吗?
  但是,杨某公司厂长户某于案发当天报警的敲诈勒索罪始终没有立案,反而立了杨某等人寻衅滋事案,这是非常诡异的事情。
  按照法律规定,寻衅滋事得是肆意挑衅,随意殴打、骚扰他人或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或者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看起来寻衅滋事的是梁某昌、梁某康一方,而不是杨某一方啊,为什么把本应属于受害者的杨某作为犯罪嫌疑人?难道真如杨某所说,这是公安机关的打击报复?
  于是,我们从证据的分析上看到了很多悖论。客观地说,如果无法确定是梁某昌等人敲诈勒索还是杨某等人寻衅滋事,应该公平地调查双方可能存在的问题,比如几名受害人的通信或通讯情况,他们的前科劣迹,纸条的笔迹,在场的其他证人,监控录像也应一并调查,并询问其为何提出巨额赔偿的依据,以排除碰瓷的可能性。但这些工作似乎都没有做,而是直接采信了梁某昌等人的证言。所有的调查都只是围绕着杨某等人进行,但杨某等人的辩解,不知何故,全盘没有被采纳。甚至杨某等人申请调取的监控,也在派出所民警和受害人等“清晰”地看过后,变成了黑屏和模糊,这是令人非常不解的。因此,从证据的缺失上来说,敲诈勒索的巨大怀疑,因时过境迁,可能很难从从公安机关有倾向性的调查中找到佐证。而这些“受害人”,当有机会在行政诉讼或刑事诉讼中与杨某等被告人对簿公堂时,又全部传唤不到,集体缺席了。除了蒋某兵后来提出了四万多元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其他人究竟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些路人究竟有什么联系,成了一个谜。
  二、基层纠纷解决中的信访投诉和维稳机制
  深入研究之后发现,事情并不是表面上看起来的那么简单。一桩三年多前的轻微伤案件,没有造成什么严重后果,可能大多数地方都会以调解结案,何至于大动干戈地刑事追诉?
  2017年3月15日,也就是案发三个多月后,佛山市公安局某分局接待了梁某康等三位受害者的信访,他投诉该案承办民警搪塞、推诿,因为己方要求处理已经达二三十次却不处理。他们还反映民警在周边赌场收保护费的问题,希望上级部门一并查处。我感到奇怪的是,事发时这三位受害人自称互不认识,为什么二三十次信访都是不约而同?而且是在同一封投诉信上一起签字?是事先认识还是事后认识?警方为何没有调查案发之前这些人的通话记录或微信记录,以查实这些人的关系呢?为什么有证人反映这些人都是当地无业游民,有结伙作案的嫌疑呢?
  不过,信访还是起到了作用。2017年3月15日,信访的当天,派出所就传唤杨某,但杨某不在。2017年7月11日,佛山某区分局在毫无征兆的前提下,抓获了杨某,并于次日对他做出了拘留十五天的行政处罚。但是,在抓获杨某当天的询问笔录中,杨某是明确否认打人的,并说明了当时被敲诈勒索的事实。所以,在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给杨某时,杨某是拒绝签字的。
  在杨某被治安拘留期间,杨某的太太到涉案派出所进行了投诉,称没有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无法申请行政复议。派出所答复称,行政处罚决定书已经送达给被处罚人本人,没有义务送达给家属。但实际上,本应直接送达家属的通知书,被舍近求远,邮寄到了杨某的老家湖南,邮寄的理由是联系不到家属。杨某在行政拘留期间的7月19日,就向某区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状告某公安分局。法院依法通知几名“被害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均因无正当理由拒绝到庭。2018年3月19日,在起诉八个月后,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诉请。收到判决后,杨某继续上诉到佛山中院。
  在行政诉讼二审这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杨某也开始了投诉。他于2018年4月24日致信扫黑办,称自己被敲诈勒索,员工被打伤,却被行政处罚,举报派出所民警中队队长白某某为保护伞。2018年5月17日,公安分局纪委收到区政法委转来的杨某的涉黑举报投诉,经过调查以后认为,一审法院已经支持了行政处罚,故杨某反映的问题失实,未发现白某某充当保护伞,于6月19日建议区政法委办结该件。几乎前后脚,被投诉的派出所也给监督室打报告,称该投诉不属实,属于恶意投诉。
  2019年3月5日,杨某公司员工周某某意外被抓。2019年3月6日,杨某向佛山市纪委和监察委举报涉案派出所,反映民警违法办案。2019年3月8日,杨某公司厂长户某等人在网上投诉,称派出所把员工周某某带走调查,反映办案不公。周某某就是当年被“受害人”指认参与殴打者之一。派出所于4月30日给区信访局的答复称,“为了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我所对已侦破案的案件循线深挖,2019年2月12日,在上级业务部门的指导下,对该案立为寻衅滋事案侦查”。并且,在该答复中,派出所称已经陆续抓获涉案的员工周某某、乐某某和陈某某。
  2019年3月8日佛山中院撤销行政诉讼的原判,确认行政处罚决定违法,一审和二审的诉讼费均由公安局承担。但很显然,三名被抓的员工在此时间之前就已经被上网追逃。周某某被抓是3月5日,乐某某被抓是3月15日,陈某某被抓是4月8日。期间,4月3日,某派出所所长还约谈杨某三个小时,要其撤销投诉,他们放人。4月4日杨某替周某某和乐某某交取保候审保证金时,该派出所又以分局不同意为由拒绝。说因为分局被扣分,所以必须给杨某他们“教训”。果然,在案发两年半后的2019年5月23日,杨某在自家停车场被公安机关抓获,本案进入了刑事阶段。
  杨某的被抓,可能跟当时的一个舆情有关。2019年4月24日,涉案派出所民警在微信群内发现《谈事说理》节目播出了该案,并采访了杨某公司的主管户某。他们经过调查发现,该栏目是中央电视台下属栏目组团队创建的谈话类普法视频,影响力很大,该案已经引发舆情。4月25日下午三点,在区法制大队召开了一个舆情分析协调会议,区刑警大队、法制大队、网安大队、监督室、公关科、国保大队以及涉案派出所党委书记等专案成员参会,“成立专案多部门联合作战,深挖犯罪”,目标是针对杨某。为此,三个专案小组成立,网安大队、公关科、国保大队、监督室组成舆情组,密切关注、防止事件发酵,即及时掌握该视频栏目的网上传播情况,点击率、播放率、转评率并稳控好事件的信访工作;刑警大队、法制大队、涉案派出所抽调业务骨干组成专案审讯组,继续加大力度,连续作战,争取对三名在押嫌疑人的审讯中,针对寻衅滋事共同作案,突出杨某在该案中的带领及纠集行为。还有一个取证组,是由涉案派出所负责取证犯罪嫌疑人手机及相关数据等情况。在这份报告中,公安机关还认为应密切关注杨某等人同乡会等群体情况。因为杨某是湖南人,所以这里提到的同乡会应该指的是湖南商会等团体吧。
  因此,从上面这些非常典型的,似曾相识的基层处理信访的套路中,我们分明感受到,当办案机关在公正性上受到质疑,引发舆情时,公安机关面临的压力。我倒不大相信公安机关在这个事件中充当了涉黑保护伞,但后续不断被举报和投诉确实引发了自下而上的群体抵触,尤其是行政诉讼二审的败诉,所引发的负面效应,更把他们推向了杨某等人的对立面。所以当《谈事说理》节目的舆情扩散后,公安机关各部门不得不联手作战,要把杨某绳之以法,来平息汹涌的舆情,否则前期的所有工作,都会遭受巨大的公信力损害,退无可退。这也让我们反思,现行信访机制下把投诉举报转交给被举报人或被举报人上级进行核实,能不能起到监督和纠错作用,会不会催生自我保护的本能。至少在这个案件中,我感受到了强大的机器运作带来的丝丝寒意。
  三、寻衅滋事真的是治刺头的万能口袋吗?
  该案被作为寻衅滋事罪起诉,是最令人不解的部分。尤其是在被告人已经被行政处罚完毕,连上级法院都认为行政处罚违法的前提下,不仅没有撤销行政处罚,还变本加厉刑事追究。
  在1979年刑法中有一个流氓罪,后来废除了,但它的内核实际上并没有消失,而是分解成寻衅滋事、聚众斗殴、侮辱妇女、聚众淫乱罪等几个罪名继续存在。以前之所以把“流氓罪”称作口袋罪,就是因为办案人员在定性时主观色彩较强,如今取代这个诟病的,是寻衅滋事罪。从法条规范上说,只有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的,才构成寻衅滋事罪。但实际上,很多别的罪名靠不上的,都往寻衅滋事罪里丢。
  2014年5月7日多年义务普法的郑州贾灵敏老师因在河南工业门口报警,监督警察不作为,被警察带走刑拘,之后公诉机关提起公诉,罪名是“寻衅滋事”。2018年12月10日财新网报道“河南省虞城县一村民多次举报镇政府工作人员工作日饮酒、不上班,经县纪委调查后认定举报不实。之后,该村民被起提起公诉,罪名是“寻衅滋事”;2018年上海某法院判的丁少龙寻衅滋事罪,他的犯罪事实竟然是在微信群里组织受害者维权;2019年河南郸城法院判的申某寻衅滋事罪,犯罪事实是其网上发帖举报当地官员。去年我看过一个数据,寻衅滋事罪判决自2013起爆燃式增长已超过32万件,还是不完全统计。
  而像本案杨某明明应该是刑事案件的受害者,却因为状告公安局而被寻衅滋事,更是令人匪夷所思。指控其“随意追逐、殴打他人”的证据,让人感受到了这个罪名的随意性。事出有因,对方因为车辆驶入死胡同,与正在作业的叉车发生剐蹭,显然后者不是挑起事端者。车损700元,赔偿900元,赔偿已经完全可以覆盖车损,为何对方狮子大开口要5万,这似乎更符合敲诈勒索啊。至于后来双方发生纠纷,互有损伤,也不是“随意殴打”啊,杨某等人在己方厂长遭打时予以还击,甚至还符合自卫呢。那么,寻衅滋事罪的犯罪构成是如何成立的?
  该案的随意性还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卷宗中7月9日的辨认笔录,用的是7月12日的照片,显示时间穿越;后来重新辩认时,被告人的照片用的是十几年前的身份证照片,连自己女儿都不认识,仅有一面之缘的证人却轻松辨认出来;同一办案人员在同一时间对不同的证人进行取证,制作笔录,分身有术;证人声称住在工厂对面,而当时工厂对面却是一片荒地,办案人员却不核实;两位民警的证言均一致声称被告人的奔驰堵住拖车,但照片显示却是牧马人;病历显示的受伤位置和鉴定的部位不吻合;2016年做的伤情鉴定,到2019年才进行送达和告知;原本清晰的视频,在民警和被害人看过以后,中间有一段竟然变成了黑屏……种种细节不胜枚举。寻衅滋事罪客观行为中所要求的“随意”,实际上变成了认定该罪名的“随意”。
  一直呼吁废除寻衅滋事罪的徐昕教授认为,该罪名原本就是一个“口袋罪”,从旧刑法的流氓罪中分列出来,却延续了流氓罪的定义不清、内容宽泛、适用混乱的缺陷。就法理而言,寻衅滋事罪存在缺陷,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冲击,应尽快废除。罗翔教授也是一直主张废除寻衅滋事罪,他认为这个从大“口袋”流氓罪中分解出来的罪名,已经成了一个新的“口袋罪”。寻衅滋事罪的内容非常宽泛,且大量使用了诸如“随意”、“任意”、“情节恶劣”、“情节严重”、“严重混乱”等模糊性词语,而很难确定此罪所针对的具体行为。他认为废除寻衅滋事罪,不仅因为它在理论上有违罪刑法定的原则,更因为在实践中,其模糊性往往成为打击弱势群体的杀威棒,不断销蚀着法律的根基。而我认为,在立法上难以立即修改的前提下,如何严格把握寻衅滋事罪的入罪条件,才是解决当下问题需要考虑的。既然法律有规定,那么实践中随意扩大解释,随意把不符合条件的行为纳入寻衅滋事罪,应有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或无罪判例作为指导。
  一位拥有两个高新企业并拥有个人发明专利的民营企业家,创业二十年,就因为发生在自己厂门口的疑似被敲诈勒索的案件,并无违法犯罪行为,被卷入三年多的讼累,一次次投诉,一次次上访,一次次行政诉讼,最后被行政处罚,直至被刑事追究。公平公正,原本的正义底线,成为当事人的最高诉求。公安司法机关本应打击犯罪,保障无辜,为何站到了自己的反面?法治,到底以什么样的面目,真实地在基层呈现,让我们的人民感到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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