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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贿罪无罪辩护辩护词

济南刑事律师网摘】 关键词:受贿罪,无罪辩护
  南昌市东湖区法院:
  被指控与丈夫潘福仁共同受贿的郭新娣辩护人重庆者羽律师事务所游飞翥律师发表郭新娣无罪的辩论意见。
  如果将亲密交情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正常的礼尚往来定性为收受,将其之间的“私人请托办事”定性为“利用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那么,包括今天在审判区的公诉人、法官在内的工作人员还会有朋友吗?还敢进行私人交往吗?全体国家工作人员谁不是戴罪之身?!
  辩护人专注倾听公诉意见,想听到郭新娣与潘福仁共同故意、共同行为特别是共同行为的公诉意见,辩护人没有听到。
  想听到“意思联络,勾结分工,串谋共通”的公诉意见,辩护人没有听到。
  想听到“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公诉意见,因为庭审中及起诉书中,在控方指控材料中,辩护人没有看到控方任何材料里面有“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表述,因为在质证阶段辩护人指出控方证据没能证明斡旋犯罪的“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时,公诉人称只要证明“谋取利益”即可,无需证明“谋取不正当利益”,当时辩护人十分骇然。辩护人没有听到公诉意见进行修正。
  想听到利用职权地位与利用私人交情的事实区别与证据区分,辩护人没有听到。
  想听到对385条、388条斡旋受贿与典型受贿二者区分的表述。
  辩护人只听到了一堆枯燥的表述,公诉意见回避了核心问题,起诉书及公诉意见书也回避了核心问题,以上辩护人想听到的部分,正是法律规定定罪量刑的关键所在,法律有这样的规定,控方为什么不作这样的表述?是因为潘福仁和郭新娣根本就不具备这样的定罪情形,不存在这样的定罪情形,叫我们的法官怎么去裁判潘福仁、郭新娣有罪?难不成,这是为了定罪之需,所以公诉人不敢讲?
  第一部分,一审诉讼程序违法
  一审指定管辖错误。潘福仁与郭新娣被指控为共同犯罪,指控为同案犯,二人皆在案,没有分案审理的理由依据。分案审理不利于查清案件事实,事实上通过审理也没有查清事实。其结果将可能导致不同法院作出矛盾判决,或者后裁判法院完全照抄先裁判法院判决的情况。
  未通知应到庭证人出庭,这是本案中争议最大、对定罪量刑有决定性影响的程序。证人不到庭,我们面对一堆死的纸审判活的人,来决定人的自由甚至生命,这在很多国家都是不可思议的事件,也是司法改革力求医治的肿瘤。
  控方出示的证人言词是经过侦查人员之手制作而成,死的纸上证人是一个代号,制作材料的侦查人员是一个代号。法庭上的所有人包括控辩审三方及旁听群众,绝大多数人没有见过证人,没有见过制作材料的侦查人员,控方公诉人在审查起诉阶段也没有见过证人,法庭也没有对这些证人组织核证。在王恺案件和潘福仁案件法庭至少还主持过部分证人的核证,为什么郭新娣的法庭就没有呢?!所以大家都无法确信笔录上的王信尧签名一定是郭新娣认识的王信尧的笔迹,无法确信何秀英笔录上的供词一定是郭新娣认识的何秀英亲口所说的,更无法确信证据是否是证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同时,我们也没有见到同步录音录像,如何判断这几页纸上的言词证据一定是真的人、真的话?!尤其是本案从起诉书到变更起诉书发生了重大的根本性的变化,这里面必然存在证人伪证或者重大渎职犯罪,公诉机关怎么保证?!拿什么依据保证有这样一位证人?以及这位证人讲述的内容?怎么保证有这样一位侦查人员?以及这位侦查人员在记录时没有偏向?怎么保证签字者仔细阅读笔录并完全清楚笔录的内容与讲话的内容没有偏差与歧义?
  所以,当事人辩护人提出异议时,我们为何不将死人变活?把证人带到法庭上,为何不让活的人直接将虚事证实?为何不把二手的传来的证言变为一手的原始的证言?
  看来,原因只有一个,不愿意证人出庭的人,拿不准证人将在法庭上说些什么?害怕证人说出真相,不利于法庭作出有罪判决。
  除以上诉讼程序违法之外,控方未提交收集言词证据时的同步录音录像。未调查收集潘案案卷作为本案证据,是将其他案件的证据作为本案根据,而不是将其他案件的裁判结果作为本案证据。也没有进行非法证据排除,没有进入排非调查程序。
  本案法庭审理,在法庭组织,包括法警,审判礼仪、保障控辩双方说话权等方面做得不错,辩方得以顺利的、无可辩驳的、酣畅淋漓的、简单清晰的证实了、算出了郭新娣无罪。(休庭两天后,也即2020年7月17日9点38分,审判长阙法官来电称当时法庭系统出了问题,笔录或是录音录像残缺不全,要求辩护人提交书面辩护词。辩护人对此很纳闷很沮丧,庭审同步录音录像具有声形影容情等,立体的鲜活的展示了推演了无罪,同录出了问题仅靠辩护词,对本案的真正决策者来说,和证人不出庭证言不足信一样,辩护词说服效果受影响,决策者就会仅依思维惯性思维定势去采信控方指控。好在辩护人已接受了本案二审,辩护人将在二审详细观看一审的庭审同录,看一审究竟出了怎样的“系统问题”?)
  第二部分,本案事实,指控郭新娣受贿25万元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一、是否受贿25万元的事实
  (一)指控的事实
  王信尧部分。指控潘福仁利用本人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国家工作人员樊宝儿、李泽龙为请托人王信尧在承揽三林镇工程、催要工程款提供帮助。郭明知王想通过潘职权谋利仍与潘共同二次收受王信尧通过其妻何秀英给予的人民币15万元。(见起诉书)
  周明昌部分。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本人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贺涛、励朝阳,为请托人周明昌在相关案件处理及地产收购上提供帮助,郭明知周想通过潘职权谋利仍收受周妻袁才娟给予的10万元。(见起诉书,只是起诉书叙事时将后发生的相关案件的处理事项放在先发生的地产收购事项之前很艺术。)
  (二)未出庭证人证言提到的事实
  王信尧部分。
  樊宝儿证言提及事实。潘与樊“2000年樊到三林镇工作时认识潘福仁的”(多年老熟人),2008年潘找到时任三林镇副镇长的朋友樊宝儿,“说他有个朋友是做工程的,问我有不有工程让他朋友做?”樊对潘说“可以,需带资金建设,镇上很差资金,这个项目边拆边建,安全要求高,施工方负责全部的安全责任,”后来潘讲“他朋友愿意接这个工程做,还给了王信尧电话。”(卷7P32-35)。
  李泽龙证言提及事实。2012、2013、2014年潘找到以前曾一同在法院的老同事时任川沙镇书记的李泽龙,李泽龙1994-2002在浦东法院工作,2001年时潘任浦东法院院长,是李的上级,帮着催要王信尧三林镇动迁安置房工程款。(卷7P45-49)
  周明昌部分。
  贺涛证言提及事实。(37卷P8、9、10)贺涛大概上世纪90年代因工作关系认识了潘(显然是老关系),2009年2、3月份,潘与贺吃饭,周参加,潘提出希望能提前支付定金,加快收购项目。后安培来汇报提前支付定金,加快收购,贺涛同意了。并于2009年7月14日支付定金。
  励朝阳证言提及事实。励朝阳时任上海市一中院立案庭庭长,其证言称上海影丽芳著作权纠纷案,原一中院院长潘给我打过招呼“要我关照影丽芳公司一方,周芬离婚案要我关照周芬一方。”
  (励仅一次笔录,无时间地点等描述,也无其他证据印证,两件案子“招呼”时潘皆无职务,所以称潘为原一中院院长,加了一个“原”字。)
  (三)存疑的事实,也是不清不楚、证据不足的事实
  存疑的事实是郭新娣是否收受了25万元。
  潘福仁给励朝阳打过招呼及招呼的具体内容存疑。
  (四)控方须举证证明而没有举证的事实,甚至控方根本都没想到须举证证明
  欠缺证据证明潘福仁利用了职权与地位影响了樊宝儿、李泽龙、贺涛、励朝阳,而不是私交较好的原因促使樊给徐建打招呼分包工程给王信尧承建,以及让李泽龙帮着催讨工程款,让贺涛签批同意支付收购定金。即使这些介质国家工作人员各有一份言词证据说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话,但其为孤证,不具有排他性,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并且指控利用职权地位形成的影响力的行为人是潘福仁。且证词中,这些介质国家工作人员的属于内心活动的说法,只是他们自己的心里活动轨迹,介质国家工作人员自己或有谄媚讨好之邪念,怎么可能由此判断得了潘的内心活动,更不能证明潘的行为以及行为性质。请法庭务必想透这一点。
  欠缺潘福仁、郭新娣为王信尧、周明昌“谋取不正当利益”,特别是不正当利益。利用职务之便为周明昌谋取利益的而收受周明昌多少元钱?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周明昌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而收受周明昌多少元钱?没有区分,如何认识?事实不清。公诉方答辩称无需一一对应,这是非常错误的,刑法385条和388条的适用条件不同,认定为贿金的道路不同,道不同不相与谋,道不同法则不以为贿。就象黄泥巴掉进裤裆里,控方如果不拎清而硬诉,那还怎么敢说代表国家?!
  欠缺潘郭二人是共同故意犯罪,二人有共同故意和行为,主要是证明意思联络,犯意的沟通和行为的共同。控方没有证据,也没有叙述。
  第三部分 适用法律
  一、起诉郭新娣是艺术之花
  起诉书(包括变更起诉决定书)适用法律错误,描述事实适用法律的文字很艺术。
  变更起诉决定书第2页、第3页陈述“郭新娣以其特定关系人身份,与国家工作人员同谋,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或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谋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25万元,数额巨大,行为触犯了刑法第385条第1款,第388条、386条、383条的规定,具有刑法第25条第1款和第27条规定之情节。”适用法律错误。
  (一)特定关系人一说很艺术
  现行《刑法》全文无“特定关系人”之称呼,“特定关系人”一说见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2007年《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下称《意见》),该《意见》条七条规定,“关于由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问题,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根据此规定,此《意见》第七条仅适用于典型受贿(刑法第385条),不适用于以受贿论处的斡旋受贿(刑法第388条)。同时此《意见》“以受贿论处”有两处前提要求,要么正犯“授意请托人将财物交予特定关系人”,要么正犯与“特定关系人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本案无此两种情形。
  其次对共犯的称呼,第388条之一规定的是近亲属,虽然本案不符合此规定,但同在388条里,以用近亲属为宜。为何起诉书要用特定关系人称郭,而不用近亲属称郭?为何舍近求远?因为特定关系人之称谓可用司法解释把郭套进刑法第385条典型受贿的共犯里去,刑法第388条规定的斡旋受贿没有现成的司法解释可套用。大家看看,多么艺术!
  同谋一词很艺术
  起诉书法律适用阶段突然出现了“同谋”一词,而在指控事实部分根本没有“同谋”行为的事实与证据,甚至除此之外连起诉书及变更起诉决定书本身都未在任何地方使用“同谋”一词。《意见》要求正犯与特定关系人“通谋”是以受贿论处的前提,本案无论如何怎么套也达不到“通谋”,于是起诉书以假乱真,以“同谋”代“通谋”。即使以“同谋”定受贿,起诉书指控的事实部分没有“共同”、“谋”的事实,起诉书瞒天过海、移花接木、李代桃僵意欲为何?此处是东湖区检察院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欲加之罪之实锤。很艺术!
  (三)全文不提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很艺术
  既诉触犯刑法第388条斡旋受贿,为何整篇起诉书只字不提“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因为潘郭二人实在是没有谋取不正当利益。
  控方指控逻辑,多数指控事项都通过“介质”国家工作人员,这就只能套用388条的法律规定。套用388条的规定必要条件是“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事实上实在是没有“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那就不能在起诉书上表述出来,那又怎么办呢?就和无需“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条件犯罪的385条的受贿罪指控两起事实捆绑在一起,这样就无需提及“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字样,鱼目混珠十分艺术。
  (四)适用法条的排列上很艺术
  适用法条的排列上,根据指控事实与金额,斡旋受贿远重于典型受贿,起诉的全部有介质人员也即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诉的是触犯388条规定,起诉书却将385条列在388条之前,因为388条相比385条适用,证明标准要严、证明责任要大、证明内容要多,本案控方实在是不能证明符合388条,于是将最主要的法条放在次要法条之后。按规定,排列法条时应按其重要度先后排列,依据起诉书指控事实,全部指控的25万都属非典型受贿,都属斡旋受贿,然而起诉书去将其中的10万元在事实部分叙述为斡旋受贿,法律适用时按典型受贿表述,并且与斡旋受贿混在一起。将重要条文放在后面,以便减轻证明责任,这样排列很艺术。
  郭新娣无罪是数学之果
  (一)郭新娣受贿罪,主要考察的法律及司法解释
  受贿罪及以受贿论处
  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 【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 【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刑法第二十五条 【共同犯罪的概念】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
  共同犯罪
  2003年执行的《全国法院工作会议纪要》(五)共同受贿犯罪的认定
  根据刑法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应当以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是否构成受贿罪共犯,取决于双方有无共同受贿的故意和行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近亲属收受了他人财物,仍按照近亲属的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对该国家工作人员应认定为受贿罪,其近亲属以受贿罪共犯论处。
  《两高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07年》七、关于由特定关系人收受贿赂问题
  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
  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谋取不正当利益
  2013年1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行贿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 行贿犯罪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行贿人谋取的利益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规定,或者要求国家工作人员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的规定,为自己提供帮助或者方便条件。
  1999年8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五)本规定中有关贿赂罪案中的“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谋取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利益,以及谋取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帮助或者方便条件。
  “谋取不正当利益”是适用刑法第388条规定的构成要件参考案例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1)浙刑再终字第19号汪毅受贿再审刑事无罪判决。
  该案例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受贿必须具备“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要件,本案中,汪毅虽为陈建祥在工程款结算上打了招呼,但该款项系陈建祥应得的工程款,不属于“不正当利益”,因此,汪毅的行为也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的构成要件。---判决认定摘
  辩护人在法庭上同PPT展示了以上法条及案例,详细对照本案事实与证据,展示了郭新娣的无罪。
  (二)结合事实与证据,依据法律的明确规定,能直接计算出郭新娣不构成犯罪
  1、刑法第388条、385条构成斡旋受贿、受贿罪需满足的条件
  第388条
  本人职权和地位形成便利条件。
  是此便利条件不是亲友熟人关系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下称介质人)产生的影响去实施行为。
  本人向介质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收受了请托人财物。
  C与D有的因果关系。
  正犯潘福仁的行为满足A,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有争议的B、D,绝对不符合C、E,正犯潘福仁不满足的,郭新娣的当然不满足。
  第385条
  F、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G、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H、为他人谋取利益。
  I、H与G有因果关系。
  指控潘福仁郭新娣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有G、H、I。
  2、共同故意犯罪,成立共犯的条件再加2个条件
  共同故意。
  共同行为。共同行为是指正犯有怎样的行为共犯即应有怎样的行为。
  具有司法解释有规定的情形,即认为是具备了前两款条件。
  指郭新娣的事实不满足J、K、L,也即以上三项一项也不满足。
  能用最简单的方法计算出无罪,可以说郭新娣无罪是数学之果。
  没有原告便没有被告,有诉才有判,法院不可能对没有起诉的事实作出判决。控方没有起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事实,法院当然不能判决潘福仁、郭新娣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事实。依据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起诉事实、举证质证证明的事实,结合辩护人对构罪条件的分析,郭新娣不能满足构罪的多项条件,能直接判断无罪。
  第四部分 其他辩护意见
  一、取保候审,要么庭审结束前宣判无罪放人,要么庭审结束立即取保放人
  二、南昌中院判决的既判力
  判决在第28页、第34页只确定了郭新娣收受25万,若控方能用证据证明成立,也只成立构罪多个条件中的一个,不满足勾结通谋联络犯罪,也不满足“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江西高院、南昌中院给郭新娣案控辩审三方都留了空间,不想看到我们控辩审三方在此空表演,我们是干实事的,我们到法院来难道就是为了配合演出?
  上级法院只框定了“受财”一处,难道我们要自行把所有条件都加进去吗?因此,东湖区法院作出无罪判决与南昌中院的裁判并不矛盾,依据事实严格依法才是最安全的选择。南昌中院对多项指控潘福仁事实未作认定,希望东湖区法院也能依法不认定对指控事实,不认定其适用法律,作出无罪判决。
  三、对裁判文书的辩护意见
  希望东湖区法院裁判文书较完整、较详细记录辩方的观点及理由,不要一笔带过或寥寥数语表述,我们要把此案长留历史空间。
  同时希望在判决书中载明法律以及司法解释的适用,把法条放在判决书的后面,这也是判决书的制作要求,以便拿到有罪判决便能直接判断这是一桩错案。
  东湖法院合议庭、审委会,对这起案件有决定权的全体国家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虽然南昌中院、江西高院对潘福仁作出了生效判决,辩护人不希望郭新娣一案的控方假装起诉、辩方假装辩护、法院假装审理,最后假装裁判!辩护人拭目以待:
  控方的立场是客观公正,因为客观公正,辩护人请控方撤回起诉!
  法院立场是依据法律、公正裁判,依据本案事实与法律,辩护人请求东湖区法院判决郭新娣无罪!
  辩护人坚信对郭新娣的任何有罪判决是错误,终有一天会被改判,制造司法错案的司法人员也会受到司法追究。
  历史将判决郭新娣、潘福仁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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