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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审判中法院不好意思公开的内容都在副卷里

济南刑事律师网摘】 关键词:副卷,公开审判

  【本文摘自天下说法公众号作者吴老丝】最近内蒙刘某琴涉黑案曝出一个大新闻,二审法院因工作失误,把副卷当做正卷给律师,结果律师发现内有请示汇报。一审法院起初认为“不够黑”,结果领导批示,关键是要没收财产,所以必须定黑。律师在网上贴出该内容后,遭法院威胁,说要以泄露国家秘密罪追究律师责任。

  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原来审判秘密,都在副卷中啊。副卷,是中国式审判的“黑匣子”。

  法官坐堂审案,实际上却决定不了案件,这是目前司法之怪现状。一个案件被受理后,进入合议庭,首先就要确定案件承办人,由其主审该案件,合议庭评议时,由承办人先说明案件的情况,拿出意见(案件承办人制);合议庭其他成员在阅卷或听取承办人口头说明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意见,进而形成合议庭意见;该意见出台后,一般要向庭长或副庭长汇报,由其签署批准(案件审批制);合议庭不能形成多数意见时,要经庭长报分管院长或院长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审判委员会制);仍不能形成主要意见或有分歧的,由审判委员会决定,派人到上级法院对口庭室的指导组请示,征询上级法院的处理意见(案件请示制),免得被改判或发回重审。这个司法潜规则,完全架空了审判权独立运行原则。

  律师去阅卷的时候,会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诉讼案卷分为正卷和副卷。正卷你可以阅,副卷你不能阅,法官会把它藏起来,生怕被律师看到。前述几个久拖不久的案件,我认为就是在走案件审批、案件请示,最后的结果会体现在法院的副卷中。

  我国法院另立副卷的制度最早可见1957年《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律师参加诉讼中两个具体问题的批复》(2002年废止);其后,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于1984年、1991年两次颁发《人民法院诉讼文书立卷归档办法》对正、副卷分别订立的做法进行制度层面的规定,并在相关的工作讲话、通知、保密纪律中,将“副卷一律不对外公开”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原则。

  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于1991年、2006年颁发的《人民法院诉讼文书立卷归档办法》、《人民法院执行文书立卷归档办法(试行)》可以得知,所谓“副卷”除了卷宗封面、卷内目录、阅卷笔录等形式文件之外,还包括:案件承办人的审查报告;承办人与有关部门内部交换意见的材料或笔录;有关本案的内部请示及批复;上级法院及有关单位领导人对案件的批示;合议庭评议案件笔录;审判庭研究、汇报案件记录;审判委员会讨论记录;案情综合报告原、正本;判决书、裁定书原本;审判监督表或发回重审意见书;执行方案;执行局 (庭)研究案件记录及会议纪要;法律文书签发件;证物袋;及其他不宜对外公开的材料等。

  从“副卷”的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副卷”可以成为领导和有关部门干预审判,以及上级法院干预下级法院审判的“黑匣子”。“正卷、副卷分立,副卷一律不对外公开”的做法缺乏必要的法律及法理基础,滋生司法腐败,助长权力寻租空间,背离了我国《宪法》、诉讼程序法对于“司法公开”、“审判公开”的立法本意,并与《律师法》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构成了直接冲突,对我国法律体系的统一性、协调性带来破坏性影响。

  我在2015年就公开撰文提出关于法院副卷制度要改革,要做到真正的审判公开,就要让律师看副卷,而不是藏着掖着,名义上以审判为中心,实际上还是请示汇报、内审制。2016年,《新京报》评论根据我的文章,公开呼吁废除副卷制度,评论文章认为,当前的司法改革背景下,不论从哪方面考虑,法院副卷都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飞机上都有黑匣子,平时不管用,失事后才通过黑匣子查找原因,法院副卷不能成为法治的黑匣子。不能等一个案件办成“法治空难”后,一倒查就总能查出一本副卷来,而里面则记载着事故原本不为人知的前因后果。

  在我有限的十几年兼职律师执业生涯中,偶然看到过几次副卷。让我眼界大开,脑洞大开。

  我在北京正义律师事务所执业时,代理了天津的吕某元案和张某振案。经过两年的努力,吕某元一审判九年,二审发回重审,发回一审改判无罪,二审终审也维持了无罪的判决。在这个过程中,我面对的巨大阻力不是案件证据本身,而是当地司法机关,他们开始时不允许证人作证,不让法庭进行充分质证和辩论,试图脱离案件事实做出错误的判决。二审期间,我在博客上贴出了辩护意见,对证据进行细致的分析,并把分析过程在《天天说法》中予以视频呈现。发回重审后,一审新换的审判长跟我说,他看了我做的那期节目不下三次,他也希望公正审判,有一个正确的结果。

  后来吕某元获得无罪判决,我为吕某元申请国家赔偿,去天津二中院阅卷的时候,偶然瞄到了副卷。我真不是故意去看副卷,是承办人抱着一摞案卷过来给我,我不加甄别地一本本翻看,翻看到其中一本奇怪的案卷,里面记录了被害人和被告人的上访,辩护律师在网上的一举一动,法院审委会讨论案件的意见以及政法委对本案的最终批示。原来是政法委在综合分析案件以及舆情的基础上的批示,起到了作用。我就像突然闯进黑匣子的间谍,看完战战兢兢,又得装作若无其事。法官后来发现副卷在其中,马上回来拿走了,走时尴尬地说,这个副卷不能给律师看的,是我疏忽了。

  在随后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申诉张某振冤案时,我在提交的复印材料里,再次出现了连我自己都没有特别在意的一份副卷材料,可能是前任律师复印的,高院的承办法官见到我时,非常慎重其事地说,这个材料是副卷的,不能公开,然后从卷里把它抽走了。张某振和吕某元被指控共同犯罪,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现在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吕某元的无罪判决给了张某振翻案的机会。这页内卷从侧面展现了当时证据不足为何硬给张某振定罪的原因。原来,冤案竟然是这样造成的。后来,天津高院改判张某振故意伤害罪无罪。

  在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阅卷付东圣案件时,我再次有机会看到了一本副卷。这个在我看来被告人完全无罪的案件,抚州市中院依靠破绽百出的证据,判了被告人死缓。在副卷的合议庭意见中,我看到三种意见,一是主审人认为全案定性故意杀人罪,一种意见认为是全案定性为故意伤害罪,还有一种意见第一第二被告定性为故意杀人罪,其他被告定性为故意伤害罪。然后是审委会讨论,几位成员分别发表意见,其中有审委会成员问案情,承办人汇报,后来是鲍院长发表了意见,其他成员同意鲍院长意见,同意合议庭意见,他们甚至决定了刑期,以及判决书的措辞表达。我注意到,他们的分析和讨论基本上是依据主审人的意见,没有参考辩护律师的意见,甚至有成员在讨论时认为应该判付东圣死刑。案卷中没有谢九云砍杀的证据,但因为余志鹏的伤至少有三人造成,最后某审委会成员说“那就只能认定谢九云参与了。”接着是各成员表态,同意邱庭长对量刑的意见。大家签字。

  付东圣没有犯罪动机,没有参与打斗,没有与任何人有身体接触,事后劝人自首,完全是一个证人,不应该是替罪羊。看到抚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这么讨论案件,草菅人命,我真的是后背发凉!这些审委会成员基本上没有参与庭审,没有研究复杂的案情,不知道这个案件里被告人无罪的证据,就把几个在我看来完全无罪的被告人冠以故意杀人罪,与真凶符日阳同罪,甚至付东圣还排在第一被告的位置上,差点被判死刑立即执行!他们对被告人的自由和生命负责了吗?他们在轻描淡写地讨论判死刑的时候,是否知道被告人的无助和冤屈,这个决定是否经得起证据的检验?是否对得起法院公正的天平?更要命的是,发回重审后的审判长,还是第一次审判时参与审委会讨论的何英,其弟弟就是一审时去会见付东圣并让其认罪的律师。因此,发回重审后,不但没有改判无罪,何英还加重了付东圣的刑罚。

  此案经历四次审判程序,五年多后,付东圣被改判无期徒刑,依然是个冤案。作出终审判决的江西高院甚至都不接收其申诉材料,堵塞其申请再审的渠道。直到原被害人一方的曾某勇最近因涉黑被广昌公安局抓获,才露曙光。

  我忽然想起我在北大做博士后时,某刑法学教授跟我讲过的一件真事。当年他挂职北京某中级法院副院长时,正值严打,有一批可能要判死刑的被告人的量刑要审委会进行讨论。案子多,人数多,大家讨论得昏昏欲睡,最后就开始表决,重要是判不判死刑。举手代表判死刑,不举手表示不判死刑。其中轮到某个案件,有人提议说,前面举手判死刑太多了,这个不举了吧。然后这个人就被抽签中大奖一样留了下来。那些判死刑的人里面,一定有被冤死的。我不知道这个非常年代的极端个案是否真实,但我相信审委会在讨论案件时,是可能发生这种草菅人命的事情的。审的不判,判的不审,庭审不就是走过场吗?

  最近,在一起云南迪庆州中院判决的涉黑案中,也看到了一份原本应该出现在副卷中的内容,被放入了正卷,让我们得以一窥审判内幕。一审正式开庭前,法院和检察院开了几次没有律师参与的庭前会议,到会的是合议庭成员以及公诉人团队。审判长开门见山就说“本案我院已向省高院汇报庭前工作,按照省法院的答复……开庭时间原定三天,现本院院长要求原则上两天开完。”——总共一千多本卷的重大复杂案件,视频开庭,两天审完,你能想象吗?开庭前都定好了。然后法官说,“本案是涉黑案件,法院与检院应高度统一意见。”——你们诉判一致了,还要律师干嘛?审判长说:“本案决定按照省院要求文书不上网,不做庭审直播。”——原来都是省里定的。在这样的关起门来开的庭前会议中,检法两家确定了案件的基调,对于证据不足的罪名的处理,对于认罪认罚的处理,对于追缴财产的处理,对于辩护律师的处理,甚至向省政法委汇报的内容,都已经确定好了。开庭,无非就是走个过场。当然,律师并不知道。

  前段时间在网上曝光的法院内审制度,关于涉黑案件的内审是这样的:重大涉黑案件,属于内审范围,遇到争议的时候,必须请示。重大涉黑案件,应当在开庭后宣判前携卷或报卷汇报(事先电话联系);宣判前报市中院内审、请示的案件,应当包括案件所有卷宗和内审、请示报告(一式十份,并附电子文档);内审案件应当有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的倾向性意见;内审的程序是:内审案件采取合议制办理,合议庭审查后,提出书面意见,一般应提交专委会讨论。对重大案件报告院长(分管院长)后,向审判委员会汇报;专委会、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后,合议庭拟出电话稿报由分管院长审签后答复基层法院,基层法院应当做好电话记录;党委、纪检部门高度关注的案件,应当主动听取意见。请示的程序是:主审人审查后,提出书面审查意见提交合议庭讨论;合议庭评议意见一致的,应当报告分管院长;合议庭认为应当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或评议意见不一致的,应当提请分管院长审定或由分管院长决定是否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提请审判委员会讨论的,应当有书面报告并有合议庭倾向性意见;答复意见稿由分管院长签发或由分管院长授权庭长签发。

  美国疫情让很多人都对美国制度产生了深深的质疑,但人家的审判制度还是值得学习的。我有时羡慕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能用几乎一本书的篇幅把证据分析清楚,把赞成判决的意见和反对的意见都明白地列在其中,比如九个大法官5:4的投票,展示的正反意见非常完全充分而且公开,让全美国人讨论,让全世界看到,即使是针锋相对的意见分歧。我们的司法做不到这一点。我只能寄希望于法官可以良心发现,可以秉持公心,可以依法作出公正的判决,但如果上级要他们坚持错误,我几乎没有什么办法。

  说实话,我不是死磕派律师,他们的很多表演以及冲撞法律的地方我不能赞同。我的辩护全部是在证据分析的基础上坚守事实坚守司法公正的。很多冤错案,只要把证据摊开来分析,这种判决注定会成为司法公正的污点。你们敢把法院副卷公开吗?看看里面有多少肮脏呢。我曾经说过,我用证据说话,尽我所能维护公平正义。我不是死磕派,我不造谣、不撒泼、不冲撞法律,不在法庭上假装晕倒,不在法庭外裸体抗议,更不会雇用一帮炒作团队去制造新闻。我是“活磕派”,我是“证据派”,我要用证据磕出活的真相、无辜者的活路、鲜活的法治。可是,我们的司法能给“活磕派”足够空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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